如何评价诸葛亮躬耕南阳时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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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出师表》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可以说，在南阳的躬耕生涯练就了天资聪慧的诸葛亮把握时局，运筹三分的高超战略眼光。

　　躬耕是自谦的说法，实际上诸葛亮可能是个农业（农民和农田）管理者。那么诸葛亮当初躬耕南阳时候到底是不是种地的呢，下面就做一个分析。

　　先说一下汉末屯田的事情。所谓“屯田”，指的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耕具、种子以及军事保护，组织难民从事耕种，收获按一定比例分成的一种政治措施。《三国志》中并未明载刘表进行过“屯田”，但对曹操的“屯田”记载得比较详细，“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196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刘表“屯田”之事虽无直接记载，但一些间接记载也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所谓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刘表“平世三公才”，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在“开学官，定章句”之前，流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定已经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天上不会掉粮食，解决的办法毫无疑问是“屯田”。203-208年间，刘表和刘备借天时地利人和均有利之机，将原来分散在荆州其他郡县“分种”或“开荒”的许多流民，组织到新控制的南阳郡“屯田”，此时他们需要许多“田官”来管理“屯民”，例如甘宁就曾是“田官”之一。

　　200-202年，刘表重新控制南阳郡后，在203-208年间组织众多流民在南阳郡各地“屯田”，当时二十三四岁住在襄阳隆中刚“大学毕业”的诸葛亮，被世交兼亲戚的刘表派往南阳担任“田官”，算是“下基层锻炼”，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宛）卧龙岗附近，当时驻屯新野防守南阳郡的是刘备，两人因此相识并发生了“三顾草庐”这段足以流芳千古的历史传奇。

　　“田官说”虽然在《三国志》中没有直接记载可以作为证据，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很有力的间接证据。

　　“田官说”中，“草庐”问题顺理成章，流民们“屯田”时的住所，的确就是“民工窝棚”，诸葛亮的“草庐”或许比其他流民的住所“阔气”些（“田官”住单间，普通“屯民”住通铺），但仍然是“简陋、临时性的住所”，这是由刘表“屯田”的性质和所处历史环境决定的。刘表的大本营在襄阳附近，防御重心也在那，而南阳郡时刻面临曹操的威胁，花人力物力在南阳郡搞“基础建设”，到头来十有八九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白便宜曹操。所以刘表只是组织流民在南阳“屯田”而已，包括“田官”在内的“屯民”们，住的当然只能是“草庐”。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诸葛亮文集－黄陵庙记》）这是诸葛亮的原话，当然是绝对可信的。请注意“相拉总师”这句话，作为隐士的诸葛亮在组织军队（“总师”）上能给刘备提供多大帮助呢（“相拉”）？但按“田官说”诸葛亮当时是南阳“屯民”的“田官”，对“屯民”们中的各类人才有相当了解，在“屯民”们中还有一定权力和威信，那么“南阳农垦兵团指导员”诸葛亮和“南阳军区司令员”刘备“相拉总师”才显得合情合理。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诸葛亮文集－答李严书》）这也都是诸葛亮的原话，请注意两个用词：“卑鄙”和“下士”。如果“三顾”时诸葛亮是隆中的隐士，时而在“避暑台”上歌“梁父吟”，时而和往来高士们畅议古今，那么刘备恭恭敬敬来拜访时“卑鄙”则显得用词不当，自谦太过了。但如果诸葛亮当时是南阳的“田官”，和“屯民”们一起下地躬耕，完全一幅“沾体涂足”的泥腿子形象，那么这时和鲜衣怒马来视察工作的刘备相对照，“卑鄙”则不是自谦，而是恰如其分。同样，士农工商是有别的，如果诸葛亮当时是未参与社会工作的隆中隐士，他自称“布衣”是合适的，但自称“下士”则用词不当，很牵强。但如果诸葛亮当时是南阳的“田官”，属于“基层干部”，那么他自称“布衣”和“下士”才都合情合理。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着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这是诸葛亮和刘备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摘要，大意是指流民们很多“未上荆州户口”（“着籍者寡”），老实的流民“上了户口”，被“平居发调”到南阳等地“屯田”，而狡猾些的“游户”则“没上户口”，他们受荆州庇护，耕着荆州的田地，却不交粮不上税不服兵役劳役，所以当然会“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因为是谈话摘要，所以当时诸葛亮提出的“国中游户皆使自实”的具体措施我们已不得而知，但结果我们是知道的，“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可见诸葛亮的措施很管用。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来？当然是从实践中来，包括诸葛亮在内，没有谁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只有当诸葛亮是南阳“田官”时，从实践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才能使他看清弊端并制定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如果当时诸葛亮在隆中隐居却仍能对如此细微的实事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那除非他真是天才。

　　（陆）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陆氏祠堂像赞曰：海昌，今盐官县也。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三国志－陆逊传》）这是东吴名臣陆逊年轻时的记载，陆逊比诸葛亮小两岁，他出任东吴“田官”（“屯田都尉”）时几乎和诸葛亮任南阳“田官”在同一时期，他也向孙权提出了解决“游户”问题的“便宜”，这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旁证。即当时各地割据势力都会组织流民屯田，而“田官”大都会任命一些值得培养的年轻人，先让他们在基层磨练，同时对屯田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游户”）也是由“田官”来汇报并解决的，从这点上说陆逊和诸葛亮年轻时的经历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因为孙权是后来三国之一，所以陆逊当东吴“田官”之事能载于史册；而刘表则是被吞并的地方势力，史料残缺，所以诸葛亮当南阳“田官”之事只能是靠独辟蹊径的研究者来推论了。

　　亮为弟均聘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诸葛亮两个姐姐和他本人都是和襄阳人士结婚，这也是“襄阳说”常挂在嘴边的证据，但对诸葛均在南阳结婚的事却往往避而不谈。据《诸葛氏谱》诸葛均比诸葛亮小五岁左右，当二十三四岁的诸葛亮到南阳当“田官”的时候，诸葛均才十八九岁，而当时男人们的结婚年龄一般是在二十岁左右。正因为诸葛均也随诸葛亮到了南阳“屯田”，才会出现姐弟四人前三个在襄阳结婚而老幺在南阳结婚的“奇怪”现象。因为当时诸葛均在隆中时还未到结婚年龄，在南阳“屯田”时才由“田官”诸葛亮“为弟均聘南阳林氏女为妇”，这才显得更合乎情理。

　　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岗。今裕州石峡口（今方城县小史店）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居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岗碑阴载，新野地五顷，佃户张某佃种，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去南阳市六十里。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清汪介人《中州杂俎》）“诸葛庄在县西四十余里，位于桐寨铺西，清干隆五十二年，犁地得石碣，有‘诸葛庄’三字，相传武侯曾置庄田于此，去南阳旧庐仅六十里。”（《唐河县志－地舆志古迹》）“诸葛庄位于桐寨铺西南三公里，在曲岗村北350米处。原系诸葛亮在此置买的庄田，早已不存，现仅留遗址”（桐寨铺《乡地名志》）按《中州杂俎》中的记载，诸葛亮倒象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或是个四处买田的小地主，以前的研究者都觉得不可靠，往往忽略了这些记载，但《唐河县志》和《乡地名志》中的记载却与之相呼应，而且有实物为证，可见《中州杂俎》所言绝非空穴来风。请注意，顺阳、方城、新野、南阳、唐县、叶县等地方，都是汉末南阳郡的属地，如果按照“田官说”，一切豁然开朗，诸葛亮作为刘表在南阳“屯田”的“田官”，因为和刘表的特殊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所以常驻地在宛，但也经常要到南阳其他地方去巡查管理并收租收税，所以理所当然会在南阳各处都留下足迹。

　　这个说法似可解释很多疑问，诸如：诸葛亮为什么不说“躬耕于宛城”？因其躬耕（管理）地盘分布于南阳郡包括宛城（卧龙岗）在内的几个县份（习凿齿胡诌出的南郡襄阳隆中所在地除外），说“躬耕于南阳”恰如其分。再如：刘备三顾茅庐方得见诸葛亮，是因为前二次刚好赶上诸葛亮很忙，下县巡查管理责任单位去了。《三国演义》描述前二次“先生云游未归”，纯属从人物性格塑造出发，替诸葛亮摆谱端架子制造神秘感而已。

　　综上，诸葛亮天资聪慧，加之在南阳的躬耕生涯历练，成就了其精准把握时局，运筹天下三分的高超战略眼光。

　　谢谢大家。